说说:潘金莲与西门庆为什么要联手杀了武大郎?(图)

潘金莲与西门庆为什么要联手杀了武大郎?

潘金莲和西门庆之间的事情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熟悉了，两人还一起坑害了武大郎，不过潘金莲出轨就算了为什么还一定要杀了武大郎呢?就算武大郎死了难道潘金莲既可以嫁给西门庆了么?很显然也不是这样，当时自己的夫君去世是要守寡的，而且妇女也以改嫁为耻，所以说潘金莲的真正目的也不是改嫁什么的，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后，为什么还要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毒杀了丈夫武大郎?因为受了王婆的蛊惑。王婆说：“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来，却教大娘子自去赎一帖心疼的药来，把这砒霜下在里面，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没了踪迹，便是武二回来，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问’，‘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里来往半年一载，等待夫孝满日，大官人娶了家去，这个不是长远夫妻，谐老同欢?此计如何?”西门庆说“此计神妙”。潘金莲虽是被拖着上了贼船，但还是亲手给丈夫灌下了毒药。

那么潘金莲在毒死丈夫之后，能不能如愿以偿改嫁给西门庆呢?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水浒传》版本，二人尚未来得及成亲，便给武松杀掉了。另一个是《金瓶梅》版本，西门庆果然用“一顶轿子，四个灯笼”将潘金莲娶到家，做了几年名副其实的夫妻。

不管是《水浒传》，还是《金瓶梅》，当然都是小说家言。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按照宋代的法律(潘金莲故事的背景设定是宋代)，潘金莲在丈夫去世之后，能不能自由地改嫁呢(这里只讨论宋代孀妇有无再嫁权利的民法问题，至于潘金莲为嫁西门庆而毒杀了亲夫，则是另外的刑法问题了)?

也许有人会说，宋王朝不是要求寡妇守节吗?不是大肆鼓吹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吗?怎么可能允许潘金莲自由改嫁?但我要告诉你，这样的看法是一种基于对宋代社会一知半解的想象与成见。事实并非如此。

孀妇改嫁，在宋朝是很常见的事。宋朝女性改嫁的自由度，远远大于其他王朝，包括许多人想象中的奔放盛世——唐王朝。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研究过宋朝女性再嫁现象，他发现，“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张先生的结论是：“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参见张邦炜《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

宋朝的法律并无任何压制民间孀妇改嫁权利的条文，只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予以限制的。北宋初期，宗室女的改嫁尚受到限制，但这一限制很快也被突破了，元符二年(1099)，朝廷还下诏确认了宗室女改嫁的权利：“宗女夫亡服阕归宫，改嫁者听”。按“礼不下庶人”的礼法习惯，民间孀妇再嫁，就更不是问题了。

当然，按宋朝立法，孀妇在居丧期内不可以议嫁，我们不要认为这是“封建礼法”，即使从夫妻情分、人伦底线的角度来看，丈夫新亡、妻子急不可耐地改嫁，也是多数人难以接受的行为。不过，法律规定的居丧期有点长，“夫亡六年改嫁”，这么长的守孝期对孀妇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元祐八年(1093)又作出了修改：“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孀妇守夫孝百日便可议嫁娶。

宋代贫富差距很大，一部分人口没有田产，只能租佃地主之田，依附地主而食，称为“客户”。有一些客户不幸亡故，地主往往会阻挠其妻子改嫁，因为改嫁意味着原来的租佃关系中断了。针对这一阻挠客户亡妻改嫁的现象，宋政府作出特别立法：“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申明客户亡妻有自由改嫁的权利。

总而言之，在法律层面上，假如武大郎乃是自然死亡，潘金莲守满百日夫孝后改嫁给西门庆，是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的。故事里的王婆说，潘金莲要不要再嫁，改嫁给哪位，作为小叔子的武松并无半点权利加以干涉。这话倒符合宋朝的法律精神，恰好这里有一个案例可以佐证：

南宋末，有一个叫阿区的妇女，在丈夫李孝标去世后，先后改嫁李从龙、梁肃。李孝标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叫胡颖，是一位理学家，他虽认为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失节固已甚矣”，却不能不承认，“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自择”，这是阿区的合法权利。最后胡频维护了阿区改嫁的自由，并斥责诬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专好论诉。”

再就社会风气而言，宋人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绝无歧视之意，范仲淹订立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北宋河间府的风俗，对守寡的女性，“父母兄弟恐其贫穷不能终志，多劝其改节”，哪有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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