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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蜀灭亡的真正原因是经济制度,刘备把自家百姓坑惨

三国时期并不是天天打仗，各国最重要的还是让本国百姓的日子能过好，这样你的国家才能吸引更多人进来。因为三国时期人口流动非常大，每个国家的经济制度都不同，所以大家会选择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居住。在这一方面曹魏是做的最好的，所以大家也都愿意到那边生活，刘备却用了一套把百姓坑惨的方法，所以渐渐国力也走向衰弱。

曹魏集团决胜三国，关键并非武力和智谋，而是一项制度。

东汉末年，由于王纲崩坏，致使天下大乱。一时间，四海之内稍有能耐之人均纷纷起身，意图在这浑水之中大捞一把。这其中，匡扶汉室者有，救拔苍生者有，想称王称霸的有，被迫揭竿而起者有，浑浑噩噩、跟风随流者有。而最出色的，当属以曹操为首的曹魏集团、以刘备为首的蜀汉集团、以孙权为首的东吴集团。

在这三个集团的首脑的创业传记中，人们经常赞颂刘备。因为在大家看来，刘备是真正的白手起家的典范。曹操是朝廷高级官员的后裔，有深厚的人脉资源;孙权的父亲孙坚，至少是一方诸侯，而他的哥哥孙策则更是名震一时的江东猛虎。唯独刘备，虽说背负着一个中山靖王之后的显赫血统的光环，但毕竟他这个刘姓的脉络已经衰微，既没有丰厚的俸禄、封邑，也没有相对富裕点的家财，只能依靠编制草席、草鞋这项低端的手工艺维持生活。刘备最终能够和孙权、曹操这样的“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人鼎足而立，的确是一个创业史上的奇迹。

其实平心而论，这三个人里，除过孙权有点“官二代”、“富二代”的意思之外，白手起家的范例不能让刘备独占，曹操也算是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曹操虽然祖茔冒烟，有着深厚的官场资源背景，但年轻时候的曹操并没有依靠父祖辈的荫庇混个高官厚禄，而是在二十八岁的时候才借助举孝廉当了一个典军校尉，但不避豪贵的“五色棒”一出手，就显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后来董卓造逆，曹操又实施了几乎是胆大妄为的“献刀行刺”计划。但这个刺客行动终究失败，刚刚热乎了不久的曹操又成了天下海捕的亡命囚徒。这个时候，曹操几乎可以说是血本全无，一穷二白了。

后来，矫诏讨伐董卓，曹操组建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开始了翻本买卖。几经周折，终于有点起色的时候，又遇到了袁绍。官渡之战，曹操几乎押上了所有家当，多年的积攒到官渡这块战场上几乎拼光。那个时候的曹操，处在了一个极度的危机之下，将士之心不稳，一些高级将领开始私通敌方，一些低级士兵开始了叛逃;军粮、器械消耗殆尽，“军中止有三日之粮”都成了糊弄许攸的谎言。军心懈怠、粮草磬尽。好在天不绝曹操，火烧乌巢粮仓，让这场几乎让曹操一败涂地的战役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

到后来，曹操又经历了赤壁之战，这又是一次几乎让曹魏集团灭绝的战役。当时的曹操，兵强马壮，钱粮充足，屡战屡胜，踌躇满志，以一副气吞山河的架势挥兵南下，意图实现对东吴集团的吞并(因为当时的刘备集团势力微弱，几乎不在曹操的视野之内)。临江而立，横槊赋诗，武备与文采相匹，实力与野心相配，何等的潇洒、何等的豪迈。只可惜这万丈雄心与一腔诗意，都被孙刘的联合大军以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二乔之梦也在赤壁的烈火与泥泞中破碎。

在曹魏集团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这只是几个比较典型而且让曹操受到重创的案例，其余如内部叛乱与斗争，后来的蜀汉集团与孙吴集团的不断骚扰尚且不计。在历数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曹操以及曹魏集团的顽强。能在一次次的重创甚至灭顶之灾之后又复生，复生的又如此迅速，复生的质量又如此的高。每次复原或者重生之后，曹魏集团又是一番新气象。不断的折损与修复，然后就是在曹魏集团变身为司马懿集团之后，对蜀汉集团和东吴集团的成功兼并。

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必须承认，曹魏集团的修复能力相对其他两个对手是非常强悍而且旺盛的。蜀汉集团在夷陵之战之后的元气大伤，诸葛亮完全接手蜀汉最高行政长官之后，又出于政治需要六出祁山、七擒孟获，以毫不休止的征战搞得蜀汉兵困民穷。后来，又有姜维的九伐中原。虽说在史书中常常描述诸葛亮治下的蜀国如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的穷苦艰苦程度应该在当时的三方势力中是排行第一的。蜀国的历次征战没有给蜀国带来任何进益。六出祁山、九伐中原都是败仗，除过输出资源和兵力，几乎没有丝毫土地、人口、钱粮的收获。七擒孟获虽然是胜利了，没有给摊派人丁税赋，从资源的层面讲，也没有获得任何直接效益。征战的死亡、沉重的税负，物资得不到充足的生产，人口没有时间恢复，相反还有一部分百姓为了避祸开始逃逸。可以说，蜀汉集团的征战，每一次都是让自己衰弱作践。直至衰弱到邓艾可以凭借不足千人的兵力深入蜀国，拿下成都。这既是蜀汉集团武力松弛，防范失当的表现，也完全可以解释为当时的整个蜀国人人都盼望灭国。一个纵深几千里的国家，没有心甘情愿的向导，没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主动配合，邓艾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成为天降神兵。所谓的汉室正统，所谓的贤相良将，都无法唤起民众的忠诚、拥护和警惕，这种高度合作完全可以看做是国力衰退、民不聊生的证据。

再看东吴集团。江南水乡，鱼米丰盛，物产繁华，人口稠密。孙吴集团在孙坚、孙策时代的时候，尚且有窥视天下的雄心壮志，也曾有过几次像模像样的征战。例如白衣过江，收复荆州。但在孙权去世之后，整个孙吴集团就几乎是完全安静了下来，依赖长江天险偏安一隅。这样的选择，当然也与孙权的一贯战略思想有关，不主动攻伐，两边讨好，基本上保持中立，祈求出现一个“两虎相争，一死一伤”的良好格局的时候，一举出动，一统江山。可惜，这个祈求还是落空了，曹魏集团与刘蜀集团从来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按说，以东吴立地的富庶和繁华，再加上这种保持中立、于民养息的战略方针，东吴的实力应该是整个三国格局中增速最快的。实力增长到一定地步势必会膨胀，因为实力也需要生长的空间，这种需求本身会推动东吴集团向外扩张。真正到了实力完全超越野心的时候，野心反而会驾驭实力，成就不可控制的膨胀趋势。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就如同火山爆发，不是一两个首脑人物的一两句话就可以控制的。显然，这种增长显然没有超过雄踞北方的曹魏集团，偏安一方的东吴集团终究成了对手的砧上肉、盘中餐。

蜀汉政权是“自作孽，不可活”，用自我折腾替代了自我成长，与曹魏集团、东吴集团没有可比性。但东吴集团在如此优渥的条件下为什么也出现了成长效率低于对方的情形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和探讨的话题。有人把曹魏集团的成功归结于曹操“唯才是举”的选人用人机制;有人认为曹魏集团“挟天子以令诸侯”，具有先天性的政治优势;有人认为曹魏集团兵多将广粮足;有人认为曹操作为曹魏集团的首创者，本身足智多谋，文武兼备。但我们反过来看这些说辞，似乎都可以找到反驳的依据。“唯才是举”不失是一种在当时而言先进和卓越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是如果没有人，如果曹操面临的是一个“筷子里面拔旗杆”的困局，这项科学制度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吧!兵多将广粮足，曹魏集团产生这些资源优势的原因又是什么，兵不是天兵天将，粮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吧!蜀汉集团对外宣称只有自己是王纲正统、刘氏血脉，这比起曹丕篡权之后更加名正言顺，富有合法性了吧，但蜀汉集团似乎也没有从这个标签上获得超过曹魏集团的任何实质利益，相反是最终的官民离心、君臣离德。至于首创者的智力因素，则似乎更难有说服力了。三国是一个龙腾虎跃、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三个政治集团，都有“三商”处于巅峰状态的人才，东吴有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英才，蜀汉有诸葛亮、魏延、姜维等人才。而且，从《三国演义》的描述来看，诸葛亮几乎就是整个三国时代智商最高的人。也因为诸葛亮在三国时代的非凡表现，后世的人把孔明先生从来是看做智慧的象征的。一个由高度智慧而且忠贞不二的人领导的团队，失败在一个智商远不如自己的人手里，显然不单纯是智力决定胜负。

战争从表面看比拼的是武力、智力，其实比拼的是政治、外交，如果要更近一层探其究竟则比拼的是消耗，是经济。不论是主动攻击或者被动防御，一个国家的战争状态就恰如高烧病人，斗争的需要会给一个肌体增添沉重的负担。“当兵吃粮”这样的千古共识仅仅是战争负担看得见的冰山一角，至于人口消耗、经济结构被动调整、发展机遇错失等一系列损耗更是难以精确估量的。如果没有一套相应的经济机制，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维持旷日持久的战争。“千里无鸡鸣，白骨露於野”，相比东吴集团和蜀汉集团，曹操接手的中原地区因为战乱不止，起初贫穷与衰弱是远远超过对阵的另两方的。而曹魏集团之所以能够在群雄逐鹿的三国乱世之中，屡经挫折而不衰弱，甚至在不断的杀伐征讨中逆势生长，其顽强生命力的根源就在于曹魏集团的首创者曹操开辟了一项非常富有成效的经济制度。

早年在镇压黄巾农民起义时就奔走四方的曹操显然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作了一个深入而透彻的把握，认识到了合理的经济制度对于国家稳定、社会发展、军事扩张的重要意义。要实现不论是出于私欲还是公心的政治理想，就必须建立一套符合实际需要，并有利于实力成长的经济制度。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击败了颍川汝南的黄巾军，夺得了一大批耕牛、农具和劳动力。获得这些战利品的曹操并没有将喜悦停留在宴饮庆贺的表面层次，而是听从部下建议，开始创设屯田制度。《三国志》记载：“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严格地说，曹操并不是屯田制度完全意义上的创始人。屯田制度早在东汉末年就开始实施，但当初并没有将这项制度作为国家的基础经济制度，而是限定在一些边关防御地区，以便就地解决军队供养和地方日常所需。但曹操在尝试了这一制度后，迅速认识到这项制度的优越性，将之普遍推广到军队和地方，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军屯、民屯、商屯结合的屯田制度。

在一个纯农业的历史时代，这样一项全国性的经济制度或者说土地经营制度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片荒芜的土地得到了复垦，最大限度降低了自然资源闲置;有组织的耕种劳作，相对集约的劳动、物资投入，提高了土地产出水平，粮食生产效率和产量明显提高;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军队由以往的单纯异养型转变为部分自养型，有利于军队的稳定和扩张;百姓的税赋负担大幅度减轻，艰难生存的百姓获得了喘气、养息的机会，人口得到了快速的恢复，为持续不断的兵源输送提供了保障。任何时代，能吃饱肚子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最强烈的需求，那些饿着肚子谈理想与操守的毕竟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在东汉末年这样的残酷的情形下，那个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而且又不会过度盘剥老百姓的曹魏政权，几乎就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梦想中的乐土。在曹魏地盘上百姓自我修复的同时，一些外部的百姓也开始携家带口投奔魏国的属地，这些心甘情愿背井离乡的人群中，一定包括对手阵营统辖下的百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确是至理名言，但绝不能仅仅是一句空话，至少应该让百姓感受到保障。倘若能够在保障之外看到希望，那就再好不过了。智慧、武功需要滋养，人才也需要养家糊口。农业复苏，民心归附，士人来奔，这让曹操《让县明本志令》有了“唯才是举”的人力资源基础和实质意义，也才让曹魏集团兵精粮足、战将千员、谋士数百有了可能。这也就是曹操实行屯田制度的政治意义。

也并不是说唯独曹魏集团在屯田制度上获得了收益，东吴集团主要依赖江东地主阶层的经济支撑，蜀汉集团也在后期实行了军屯制度，诸葛亮就曾经让姜维带领军队种养自给。但毕竟实施的时间点较之曹魏集团晚了许多，丧失了先机，错过了很多时间。同时，蜀汉集团在失去了荆州这块“沃野千里”的大片土地之后，虽说还有巴蜀天府之国的富庶，但可用于耕种的良田面积大幅度萎缩，总耕地面积也不能和疆域早已辽阔的曹魏辖区相提并论了。加之诸葛亮、姜维的六处、七擒、九伐，持续不断的战役，屯田制度带来的收益远远小于战争消耗。好比一个病弱之人，早期没有获得良好的治疗和补养，使得身体状态日衰一日。等到后来终于获得了进补的法子，但也很有可能“虚不受补”，更何况这种进补是在没有消除病症的情形下进行的。

很多历史学家都喜欢把蜀国灭亡的根源归结在天命气数使然，也有人归结为刘禅暗弱，还有人认为是诸葛亮施政方略、用人机制的失误等等，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最根本的原因。经济制度的失败带来的后果，就使得蜀国从起初因为较少受战乱影响的富庶安定，逐渐变得积贫积弱，乃至后来风烛残年、苟延残喘。“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就是蜀国因为贫弱导致人口以及人才大量流失的一个有力证据。面对这样一个根源性的致命因素，纵使“智绝”如诸葛孔明，贤能如姜伯约，勇猛如关张赵马黄，恐怕也回天乏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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