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一下:蒙元学习汉法的力度为何不如满清(图)

蒙元学习汉法的力度为何不如满清

说到汉法其实很多网友也应该知道，就是汉代的法律制度，其实在当时的旧社会这样的制度还是挺值得借鉴的，但是我们不妨纵观历史，那就是在元朝其实他们学习汉法的力度是完全不如满清的，那么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跟随小编一起来揭秘分析看看吧，感兴趣的网友也一定别错过了!

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曾经在《廿二史札记》中写道：“元代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习汉文者亦少也。”意思是，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大多不学习汉文，与汉族为代表的汉文化，格格不入。这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蒙古族作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在草原上长时间的过着游牧的生活，对于以农耕文明形成的中原王朝的文明，并不感兴趣，尤其，元朝统治者实行严格的种族歧视政策，汉人被视为低等级的民族，更没有理由去学习“汉法”了。

况且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严格上是不能互相认同的，除非出现大的危机，否则，这种文化的融合很难实行下去。当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论，譬如金朝与清朝则就倾向于汉文化的吸收，受汉文化影响颇深。

而元朝学习“汉法”较浅，并不代表毫不借鉴汉文化，其实从忽必烈开始，元朝还是受到了“汉法”的影响，有些地方还颇深。忽必烈即位前，对于实行“汉法”的中原地区的统治方式，就已经感兴趣。当时他受蒙哥命令管理“汉地”，他在河南、关中推行了若干的“汉法”，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后来有人强烈反对，才被迫中止了“汉法”的推行。

当他登上皇帝宝座后，手中有了权力，开始全面推行“汉法”，所谓“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随着全国的统一，各种制度日益完善。他在中央设立中书省负责行政事务，枢密院管理军政、御史台掌管监察;在地方则分设行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行省下辖各路、府、州、县，分理政务。此外，一部分地区归中书省直辖，称之为“腹里”。藏族人居住的吐蕃地区，则分别设置三路宣慰司元帅府，在中央设立宣政院进行管理。军队则进行了调整改组，使得军、民分治，军权收归到朝廷皇帝手里。在征税制度上，也仿效中原历代王朝的作法，建立国号和年号。将都城由草原迁移到了农业区，在原来金朝首都中都，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取名为“大都”，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前身。而开平则定名为“上都”，作为夏季的避暑之地。皇帝每年都要来往于两者之间，这便是所谓的“两都巡幸制度”。与此同时，他还启用儒生，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这等等一系列的做法，其实都是学习“汉法”的体现。

在元朝中后期，汉学开始在蒙古、色目人中日益流行普遍，这与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

公元一三一四年科举制度恢复，这具有强烈的指标意义。因为科举一直以汉文、汉学为考试的内容，任何人如果想进入官场，那必须要研读汉学，而蒙古、色目等后代自然不能例外。故而对于汉学的重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元朝时科举考试前后进行了十六科，一共录取了进士一千一百三十九人，其中蒙古人占四分之一，约三百人左右。这还仅仅是进士，乡试上榜，但是会试、庭试落榜的蒙古考生应该三倍于此。连乡试都没考过的蒙古士人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数以万计的蒙古考生，无疑为汉学在元朝确立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虽然元朝政府规定，汉族的官员子弟由荫入仕，必须接受经史考试，而蒙古、色目官员子弟不须参试，但是元仁宗为了鼓励“高端人士”的汉学能力，还是提出鼓励政策，只要这些考生主动参与考试，合格后，可以官升一级，这又间接的鼓励了蒙古、色目士人学习汉学的积极性。

当然，忽必烈对于蒙古贵族的利益仍然是保护的，在他统治下，蒙古贵族享有各种特权，一些落后制度都予以保留。譬如“四等人制”、“投下分封制”、“怯薛制”等。“四等人制”就是将全国居民按照民族、地域分成四个等级，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政治待遇各不相同。蒙古人、色目人享受各种优待，汉人、南人备受歧视，尤其是南人，属于南宋亡国遗民，受到的歧视更加严重。

色目人的范围很广，有中亚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等，也有现在维吾尔族的先民“畏兀儿”，以及藏族先民“吐蕃”人与西夏党项人等。汉人则是原来金朝统治地区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人，以及四川、云南归顺蒙军比较早的居民。“投下分封制”，是指国家向贵族、功臣分封居住在某一地区的户口，被封人户要向受封者交纳一定数量的贡赋，形成隶属关系。所谓“投下”其实就是“头下”，也就是“头项之下”。

这种分封制度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它的实行造成了朝廷财政困难，而地方则横征暴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化了民族矛盾。“怯薛制”中的“怯薛”，是由蒙古社会中脱离了自身氏族而附属于一个人的“伴当”发展而來的。他们成为君主个人的奴婢，属于整个氏族，君主则予以生活上的资助和保护，而“伴当”则为君主担任卫士、操持家务以及统帅军队等。元朝的“怯薛”是由成吉思汗组建的大汗护卫军而来。它的出现，实际是皇帝给自己心腹、贴身侍从的一种政治酬庸，让其参加政务，享有特殊权利的制度。

清朝史学家赵翼对于元朝“不习汉文”，而“汉法”的学习也不像满清那样深入看法，并没有给出理由。

其实这背后有原因的。蒙古大军的铁骑征服亚洲的时候，其实文化上是严重落后的。那时的蒙古是一个纯粹的游牧的社会，工商业极不发达，农耕经验几乎全无。直到成吉思汗征讨乃蛮之时，才创制了蒙古文字，绝大多数的蒙古人都是文盲，这与农耕社会，工业发达，文化悠久的汉人社会差距极大，这种差距，超过了女真与汉人的差距，所以，学习汉法，几乎不可能。

同时，蒙古征服中原，人口不多，却居于统治地位，汉人人口庞大，文化上又占据主导，可是政治处于劣势，元朝统治者自然深知这其中的“要害”，所谓“改就亡国之俗”，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对于政治有极大害处。同时，蒙古军队在军事上建树超过任何朝代，统治的疆域更是达到了“前无古人”地步，在一系列的征服过程中，他们见过太多的文明，这些文明各异其趣，所以元朝统治者回头看待汉文化时，心态更加平等，少了仰视，多了平视。

在这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元朝虽然借鉴中原“汉法”的一些制度，但是自始至终与清朝对待“汉法”大不相同。而这一做法，其实弊大于利，元朝“不接地气”、“蜻蜓点水”的学习，其政权没有“群众基础”，稍有风吹草动，政权立即有倒台的危险，所以，元朝短短统治了中原不到一百年，便匆匆被赶走，反观清朝，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半个中国，却依旧未能撼动它的统治地位，反倒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一帮汉人的支撑下又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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