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谈一下:播州之役中杨应龙为什么要造反?(图)
播州之役中杨应龙为什么要造反?
说到播州之役其实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个战役的,话说这个战役也算得上极具特色的,当时也掀起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其中有一个人却十分的引起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杨应龙,他在当时是造反了的,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造反?下面就着这个问题一起分析揭秘看看吧!
题主问的一定是万历平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之一。万历二十八年二月,明朝廷为了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此次战役杨应龙在明王朝24万官兵八路围攻之下,最后于六月以杨应龙兵败自杀而告结束。这是这起事件的简单过程,如果大家想具体了解可看《明史纪事本末》(该书言之颇为详细)、《明史》、《石匮书》、《罪惟录》等书籍。
万历三大征分别是平宁夏之役、万历援朝之役、平播州杨应龙之役,这三场战役得失原因都各有不同。在我看来宁夏之役属于本可以少打或者不打(更多是因为政策失当而打)、万历援朝之役必须急打、大打(丰臣秀吉的野心人尽皆知,欲以朝鲜为跳板攻明朝)、而本文写到的播州之役则是属于迟早要打(明廷确实有政策失当,但不管是否失策,这场战役都是绕不过去的,就是个早晚问题)。那么为何说平播州这场战役绕不过,迟早要打呢?
从其根本原因上来说,这是源于土司制度的弊端,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是“以夷制夷”的政策,继承了元代的土司制度,利用当地的土酋管理属民,并不改变当地的统治机构,像杨应龙这样的大土司是朝廷下诏袭封的,按《明史》的说法就是“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
像杨应龙这样的大土司只要听从朝廷调遣,对朝廷表示恭顺,便可保无虞。但是问题在于土司对所辖之民,所辖之境拥有绝对的管理权,当然还有自己的军队,这就形同独立王国,更容易与中央分庭抗礼,有明一代中央与西南土司的矛盾始终存在,在杨应龙之前的麓川之役,杨应龙之后的奢安之役都是土司与中央王朝矛盾的体现,这个矛盾爆发只需要一个偶然因素。可见土司世袭制就是矛盾的根源。
而具体到播州杨氏,这个弊端就很明显。播州杨氏在播州建立统治长达七百余年,经过几百年的经营,杨氏的统治已经是根深蒂固,且兵力财力雄厚。以史料看,杨应龙多次帅播州军队随明军联合进行大规模作战,屡建奇功,这充分显示了播州强大的实力。
《明史纪事本末·平杨应龙》:隆庆六年袭职,以从征剌嘛诸番九丝、腻乃、杨柳沟等,多却敌先登,斩获无算,先后赐金币。
《全边略记·卷七》:应龙于隆庆壬申袭职,从征哈麻先登,多斩获,从征九丝,捕虏无算,从征杨柳沟,却地先登。先后赐金币。
这些史料一方面显示了杨氏在反叛前确实对明廷有调必征,且战功卓著。而另一方面确实显示出了杨氏之实力确实能和朝廷分庭抗礼(从杨应龙反叛的情况来看,其调动10多万的军民与明廷相争,实力可见一斑),对于这样财力、物力充盈的土司,明廷肯定是有所忌惮的,正如《万历三大征考》的作者茅瑞征所言“蜀三面邻夷,且借为用,而播为最劲,此不可制”。因此,杨氏内部一旦有机可乘,明廷绝不会放过征讨的机会。
其次,川、黔抚按之争激化矛盾。明代播州地处四川、贵州、湖广交界处,其地与四川的联系更加紧密。由于地处冲要,且土地丰饶,从明初以来播州就成为了川、黔两省官员争夺的要地。尤其是贵州方面的官员对播州更是觊觎已久。早在嘉靖初年,经过川贵总督的会勘,最终决定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四川、在军事上归贵州管辖。
《明史》卷312:总督奏,仍以播归四川,而贵州思石兵备仍兼制播、酉、平、邑诸土司事,报可。
而杨氏在当时实力膨胀,又对其属下的五司七姓进行残害,波及贵州,贵州巡抚叶梦熊趁机上疏“历数应龙二十四大罪”,力主讨伐杨应龙。更在万历十九年提出将播州所辖五司悉数改土归流。而四川方面,巡抚李化龙认为应当以“抚”为主,这就引起了贵州方面官员的极大不满,指责四川官员对杨应龙有私心,行包庇之事,所谓“在黔者谓蜀有私昵应龙之心”,由于此事重大,朝廷决定对杨应龙虐待五司七姓的事进行审查,在重庆会勘杨应龙,坐法当死,杨应龙以两万金自赎。正在此时,日本侵略朝鲜,明朝廷征发天下之兵,杨应龙表示愿意率兵五千征倭,被朝廷释放,此次会勘戛然而止。
在这期间,原任四川巡抚李化龙“引嫌求退”,继任者王继光表示要严厉审查杨应龙,想再次将杨应龙召回重庆“严提勘结”,杨应龙拒绝赴召。至此,川黔两省意见一致,决定以兵威逼杨应龙。但是却被杨应龙击败。自此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与明廷的关系出现了大的裂痕。明廷本来就对杨应龙的实力比较忌惮,此次又在征伐中大丢颜面。在这场战役后,明廷就已经有消灭杨应龙的想法了。只是苦于万历援朝战争正在进行,以“抚”的手段来安抚一下杨应龙的情绪而已,尽管杨应龙后来对明廷做出较大的让步,如其次子杨可栋去重庆做人质,向朝廷缴纳四万金助采木,但打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了。其后杨应龙之子杨可栋的死更成了导火索,直接爆发战争。
《明史纪事本末·平杨应龙》:是时,寇氛未靖,大司马欲缓应龙,专事东方,天子亦以应龙向有积劳,可其奏。
其三,杨应龙辖区内部矛盾激化。这个就有两大因素包含在里面:一、五司七姓。二、其家族内部问题。
先说五司七姓。所谓五司是真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五个长官司,七姓是指田、张、袁、罗、谭、吴七姓。他们都是杨应龙的下属。而杨应龙和他们矛盾根源在于利用自己签印承袭表笺的特权,向土司与地方土目索贿,并削夺七姓权力导致的。
《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备录·上川东》:初,黄平、草塘、白泥、余庆、重安五司,凡承袭表笺须宣慰司印文乃达,往往索贿无厌,此衅端所由起。又其地有七姓之民,应龙寄以心腹,七姓又藉龙为奇货,靡费金钱累巨万。久之,龙觉其欺,乃稍稍收其权,遂交仇恶,七姓叩阍鸣冤,且反噬龙矣。
杨应龙本人确实也是好勇斗狠,既然你不服我,就发兵追杀你,于是就发兵攻击五姓七司。说到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杨应龙雄猜嗜杀确实有之,但是,是针对土司内部,而对明廷杨应龙确实在一开始并无反心,极尽恭顺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明廷剿抚失宜所造成的。
《国榷》万历二十八年六月壬朔条:然应龙非有逆志,不过积忍嗜杀。而当事或重视之如虎,或蔑视之如鼠,均失其等,酿成大祸。
土司之间互相吞并本是当地之常事,像如此事件实力强大一方吞并弱小一方实在是见惯不怪,大家也默认此规则。但是播州这个地方有其特殊性,是汉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五司七姓里有不少知识分子并不认同杨应龙的吞并,于是拼命告发杨应龙,杨应龙面对告发,则拼命发兵围剿,恶性循环,惊动了明廷,酿成了一场恶战。
而杨氏宗族内部也出现了裂痕成为了导火索。杨应龙宠幸小妾田雌凤,田雌凤污蔑杨应龙的正妻在外有奸情,张氏被杨应龙逐出。不久张氏与其母又被酒醉的杨应龙斩杀。于是“妻叔张时照与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飞文,告龙反”。从这件事上来看,杨应龙的个人残忍嗜杀的性格给自己招来了祸患。
综上所述,杨应龙的反叛,绝不是单个因素导致的,其中既有中央和地方的根本性矛盾,也有明廷的原因,也有杨应龙个人的原因,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明史》、《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全边略记》、《天下郡国利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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